揭秘毛泽东遗体保存过程与现状（中）

2011-02-11 09:54:42 书摘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

    徐静在苏读研究生期间，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开始竟没有人敢承担保存列宁遗体的任务。直到过了几天，哈尔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气，将任务承担了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还不是一次完成的，防腐和陵墓建设也是逐年完成。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张炳常曾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遗体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一种“军师”的架式，不是提问，而是质问。他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人们担心“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首先是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先对毛主席卧室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然后配制药品和摆放器械，并将操作台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站在四面操作。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已是中午。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陪同他们去吃午饭。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此时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有的喝了两口汤，有的吃了两根豆芽菜，张炳常根本就没有动筷子。随后，3人便急促地赶回房间，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便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来影响大家。

    他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2点30分。

    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日深夜，几位专家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这时，张炳常向徐静提出建议：“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看看？”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她了解张炳常的想法：现有的3人都来自一个单位，这些经验、措施和方案毕竟是一家之见。多一个人多一家的经验，既可集思广义，也好给3人“壮壮胆”。

    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工作。

    不到1个小时，谭曾鲁便赶到现场。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奉命赶到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工作杂乱，无人接应，这才姗姗来迟。他一赶到“202”，便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的处理情况满意，未提出任何异议。

    9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曾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同志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表现十分不合常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看护。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却毫不关心。她不仅不守在主席身边，反而于9月3日乘专列跑到山西大寨摄影去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点30分，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江青却拖拖拉拉，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防腐小组的4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的第一天，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主席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

    室温过低，吊唁的人尤其是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室温高了，对遗体保护又极为不利。这是一对矛盾。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回忆说：

    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不知他们安着什么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利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四人帮”抓住，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这且不说，当时参加遗体保护工作的，大部分是“文革”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又将会株连他们，再次被打倒！

    而且当时把持卫生口的那位刘湘屏部长，特别爱制造紧张空气。她本人是外行，工作全靠黄树则副部长和吴阶平副院长，却经常当众训斥黄树则。有一天早晨，她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遗体保护技术，外边全知道了。你们说说是谁泄密了？不然的话，就是工业口那些'小修们'！”又有一天，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见说：“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太多，是否掺掺沙子？可否考虑把上海×××赤脚医生请来。”在场的同志无人理睬她。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看不懂这段文字。所谓的“小修们”，是“四人帮”一伙看着谁都不如他们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医疗制度，试想，遗体保护这样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农村的“赤脚医生”也能够干得了？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用工农兵“掺沙子”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并且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事情。

    此时，徐静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机玻璃棺罩的送来。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同志，研究、解决关于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的紧急任务。

    韩伯平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3条：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有机玻璃棺就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遗体保护得如何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时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同志也回忆说：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午夜，毛主席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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