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遗体保存过程与现状（上）

2011-02-11 09:54:42 书摘  

资料图：水晶棺内毛泽东遗容

    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斗争和风波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徐静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在返回医科院的路上，刘湘屏在车里悄悄地问徐静：“小徐，你真的一点不怕？”徐静没有回答，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同志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前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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