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从一位来美国讲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闲谈中，我第一次听到香河周凤臣老人的事迹，感觉非常震撼，完全颠覆了我以往对生命和死亡的认知。随后，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参加太极文化研讨会期间，我亲自拜谒了河北省香河县胡庄子村香河老人的故居，进一步了解香河老人生前的事迹，尤其老人临近故去和逝世后的一些详情，近距离地观察了香河老人的不朽真身。香河老人生前和逝后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她那“全北京要知道，全中国要知道，全世界要知道”的预言更是让我惊讶不已。好像香河老人早就预知了我的到来，以这种奇特的机缘把她的意愿传递给了我，让我把她老人家的奇迹转述到中国之外的地方。于是我认真记录了当时存在的介绍资料，通过太极文化委员会取得了尚未发表的珍贵影像资料，开始了我把香河老人的事迹介绍给美国学者和普通听众的第一步。 

    近二十年来，我利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文化讲座和朋友聚会等多种形式，向许多美国学者，学生和友人讲述了香河老人的故事，并殷切希望能集众人之学识，东西方之智慧，综合西方科学认知，中国传统的养修文化，道佛两家关于生命的终极思考，以及精神和物质境界演变的多个角度，共同探讨香河老人为人类留下的世纪之谜。

    香河老人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她呈现的生命现象打破了人们已有的生命知识和生死观念，颠覆了人们已经认可的事实。可是，她老人家究竟想让这个世界知道什么呢？多年以来，在与不同人群的交流中，我逐渐的意识到，我们距离揭开老人真身不朽之谜，明白她老人家的真实心意似乎还很遥远。在已有的西方科学认知框架内，不仅无法认定这种生命现象，就连继续探索的方法也都障碍重重。大家所遇到的问题远比答案要多许多。 

    首先，香河老人的生命现象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结果，一个超出大多数人认知范围之外的结果。对于这个结果，一些习惯于常规思维的人们，很快就用自己已有的见解来解释它。他们想到的是古埃及的木乃伊，沙漠中风干的古尸，和埋藏在百年泥沼和千年冰川下的遇难者，更想设法把它推广到可以获利的实用领域中去。长于科学思考的学者们，无法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给这种生命现象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无法把它与已有的知识关联起来，因此也无法让它与众多时髦的课题并驾齐驱，成为研究的热点。大多数人只把这个奇异结果当作奇事异闻，在一阵激动和躁动之后，就束之高阁，然后就去追逐其他的新闻热点去了。即便有人愿意去认识和破解香河老人生命现象的世纪之谜，围绕老人的不朽真身重新建立一个知识体系，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巨大的。 

    香河老人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学生或传承人。老人家的生平事迹主要源自家人和邻里乡亲的追忆。这样就失去了西方科学认知体系中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使得发现或推理不朽真身成因的因果链成为了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西方的学者们把任何事后的追忆或补叙都视为不可靠的科学依据，不能成为因果关系的佐证。他们认为，虽然香河老人真身的形成可以排除已知药物和其他技术介入的因素，但也缺乏对其自然成因任何有价值的直接线索。即便对老人真身的监测和研究可以自其真身形成之后继续做下去，但时过境迁，这种生命现象至关重要的前置证据和导因的缺失，以及其演变过程的不可重复性，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使其无法被纳入西方科学认知的框架。所以，能否在梳理香河老人生前事迹中发现新的线索，将是未来科学研究工作能否全面展开和突破目前科学认可瓶颈的关键。 

    我们中国人历来情绪乐观，心存智慧，喜欢引用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来摆脱困境。关于香河老人生命现象研究一事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香河老人以她不寻常的生命演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寻常的生命现象，那么对香河老人不朽真身的探讨，就不宜受到已有任何理论框架和方法的限定和束缚，其中包括现有的西方科学认知模式。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态度。现有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模式是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之下，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偏重于向外了解物质存在的认知系统，有其固有的优势和局限性。而香河老人的真身演化，还有历史记载的禅宗六祖惠能的真身存在，以及近代以来多有报导的僧侣肉身现象，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们内在精神境界的转变，是人们心性觉悟的物质表现之一。精神作用于物质的命题不是物质科学的范畴和强项。所以，若纯粹引用已有的物质科学概念和方法来探讨香河老人的生命现象，既不符合科学精神和态度，也会困难重重，甚至南辕北辙。若能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觉悟体系及西方的科学认知体系进行全面的反思和认证，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我们思维的变革和飞跃，建立一种内外兼顾，精神与物质统一，认知与存在统一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就没有辜负香河老人让全世界知“道”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