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汉文
佛教自两汉经西域而传入中国后，虽以宗教形态与世人见面，然而却大利人生与社会，大利国家与世界和平。佛教对人生来说，它可以使人在生时富贵、聪明、健康、长寿，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临终之时，预知时至，无病无痛，安祥如归，还可焚获舍利，甚有肉身不腐。比如天津香河县88岁念佛老妪周凤臣，1992年死时，叮嘱家人，将遗体安放在原卧室里，至今不腐，引起了科学家和医学界的关注。同时，佛教提倡慈悲、和平、友善和关爱，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自利利他的根本理念，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所以自古至今，不论中外，都没有因佛教而引起一切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战争。此种大利的佛教，却被误解和歪曲，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还有一些人误认为是封建迷信。因之，有必要从佛教大利人生与社会、大利国家与世界和平这个事实出发，依照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谈谈我个人对佛教科学性的看法，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如何正确评判佛教的科学性呢？笔者以为首先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方能显出它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第一是立场问题，这里包含如下内容：一是界定迷信与科学的含义；二是全面认识佛教，既不能单从佛教的角度，也不完全从世俗的角度，否则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套；三是看它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四是不能以不认知去否定已认知，否则会重犯历史性的错误。科学在萌芽之时就受到贬斥。比如，十六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罗马教皇逮捕，宗教裁判所宣布处以火刑。布鲁诺面对死亡和毒烟怒声高喊：“火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三百年后，“日心说”战胜了“地心说”，成为人类公认的科学真理。另一位伟大哲人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历时百余年，被视为欧洲上空的“幽灵”。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才使这一伟大学说成为地球半数以上人口的东方国家树为真理的旗帜。马寅初的“新人口控制理论”产生在“人多好办事”的年代，被作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贬为危及民族繁衍的异端邪说而遭到“口诛笔伐”。由此足见真正的科学家与佛教禅学家，都是科学探索者。另一方面，就是在端正立场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一分为二地有论有据去分析佛教的科学性与杂染性。若如此，即不用辩解便可让人看到佛教合理的科学性。
什么是科学？检验科学的标准是什么？
科学是人类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论证，并对研究结果，加以实验、推广、运用。就是说，科学是系统地研究宇宙万事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所以科学的特定含义蕴含三性：研究性、真实性、适用性。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就科学而言又分广义和狭义，狭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广义科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亦包括在内。凡是科学都真实不虚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其检验的标准：看其是否有益于人类，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同时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运用逻辑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纯客观，重分析，凭实验，以求出研究对象的正确结论。
迷信的定义是什么？《辞海》释道：“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如：迷信书本，迷信古人。”不难看出，迷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命运和祸福交给世间根本不存在的他力主宰者，而且有特定内容；二是对某人某事盲目崇拜而不假思索。前者对社会产生坏作用，受到国家禁止或限制，后者只是个人意识行为而副作用小。从世界宗教来看，有两种宗教：一是依靠自力的宗教，一是依靠外力的宗教。仰仗外力者，将自己一切交给外在的神，相信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神在主宰着人类一切，比如人的吉凶祸福，可能通过对神的祈求来保护、改造、消除。这种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原始社会，智识未开，科学不发达，对于宇宙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天何以立，地何以载，雷电风火，斗转星移等，困惑不解。于是幻想出了一种威力无比的神来操纵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利用他来统治人民，便产生了由统治阶级管理的宗教。由于人类智慧增长，部份人对宇宙的奥秘——如万物生灭，时序流迁，人的生老病死等，虽然变幻莫测，但实际有一定的形成根源——烦恼和业，以及探究出解决这些根源（烦恼和业）的理论与方法（如道谛、六度等），依于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和运用，便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彻底解脱，这就是佛教。
二
科学与迷信的含义界定清楚了，同时也明白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实质，研究成果的适用。肯定地说，佛教应属科学的范畴。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讲，佛教符合科学范畴。科学是以自然、社会和思维为研究对象，佛教所涉及的学科虽然很广，但它所涉及的正是科学所研究的内容，只不过各有其侧重而已。西方有个科学家叫克里斯托马斯·汉普内斯讲，佛教“既是理智的又是实际和无不包容的。两千五百多年来，它满足了近三分之一的人类精神需要。它博得了西方的好感，主张靠自主和对他人见解的容忍。它包含科学、宗教、哲学、心理学、伦理学、艺术。并指出，人是它现前生活的‘造物主’，同时又是他自身命运的唯一设计者。”佛教涉及学科还有天文、地理、气象、医学、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但主要是对人生宇宙实相的研究，又特别是对人们内心世界的研究。佛门有句名言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就是说，世间万法都是由心识所变现出来的。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似乎唯心，但从认识过程去理解则完全符合实际。佛家讲的“法”，不只是指法则，主要是指人、事（物）、理三者统称为法，其中把人又单列出来称“人我”，而事、理合称“法我”。此中缘起如梦幻的“人我”和“法我”是有，带绝对主宰性的人我和有体不变的法我是空。因为“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哪有实在的人法二我呢？佛教讲每个众生都有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此中前五识对色、声、香、味、触五尘进行认识，偏于感性认识；第六意识对法尘的认识，偏于理性认识；而第七末那识是向内执第八阿赖耶识为我；而第八阿赖耶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功能的储藏所。这个认识过程的分工，是非常严密而细致的。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就会感到他的非常真实性。
第二、佛教是无神论者。迷信与科学的分界线就是有神与无神，而佛教则是无神论者，这里从以下几点可以说明。
一是佛教认为宇宙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主宰者。人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命有穷达寿通之别，不是“造物主”的能力形成，而是众生起惑造业之所致。因为佛教主张业自我造，报自我受，主观决定客观，人生支配宇宙，不承认有其他的主宰者。
二是平等观。有神论的宗教认为，人是上帝的奴隶，永供驱使。而佛教主张佛与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佛是已觉的众生，众生是未觉的佛。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古印度的王子，国王不当而去修行，结果修成正果。在中国亦有许多高僧大德，他们也践行释迦佛的修行圣道，成就非凡，如三藏玄奘、六祖慧能等。
三是在修行的方法上，并不诡异，而是主张修心。佛门有句名言：“佛不度无缘的众生，不代众生转定业，不替众生受罪恶报”。就是讲佛法修持主要靠自己，虽然也提倡助缘（他力），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的内因，内因的主体就是心。在修心上，主张“如实知自心”。去掉一切烦恼，转变错误认识，依四摄、六度等行持。
四是佛教自身不主张迷信。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反对迷信活动，如《般舟三昧经》讲：“不得事余道，不得拜于天，不得示吉良日，不得调戏，不得慢恣，不得有贪心。”《遗教经》中也说，出家比丘不得“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
第三、佛教的真实性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佛教的话，佛教亦可经得起检验的。一是从佛教的教典集纂上看，一切经律论三藏，皆是佛在世时根据自己一生修行获得证悟的经验总结，而在灭度之后，几次由他的弟子集中在一起，由著名的迦叶、优波离及阿难等诵出。公元一世初，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后经历代高僧大德的译介，尤其是被鲁迅先生赞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玄奘大师，一人就翻译了大小乘经、律、论75部，1335卷。后在中国弘扬，不仅为朝野士大夫所接受，而且还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于是佛教文化逐渐与固有的中国文化相融合，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佛教理论上看，一切经教都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出发点是教人“转迷成悟”、“转凡成圣”，既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又做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更做一个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佛教所说的佛菩萨。
第四、佛教的可证性。佛教理论犹如科学理论一样，依其所教而行，即可获得实实在在的硕果。佛教的理论，就像水是由氢二氧一组合而成的一样。因为氢和氧是无色无味无形体，按程序去作即可变为水，所以佛法也只能按程序去作，故这里说佛法的可证性，只能由果来说明。
一是佛教的舍利，是佛法可证性最有力的证据。舍利是梵文的译音，意即身骨或灵骨，分为两种：全身舍利（亦称完整舍利），谓死后肉体不坏或缩小；二是碎骨舍利，火化后的坚固子，又分三种：骨舍利，粒状，呈五色；肉舍利，花状，红色；发舍利，黑色。舍利这在古代和近代佛教史上，有不少实例，并摘介如下：
例一、肉身不腐，致使科学家大惑不解，因为木乃伊是人工药制的躯壳，保存千年不称奇，而佛门中暴露于空气中的未经任何特殊防腐处理而能历千年不腐，为世界罕见。如广东曲江南华寺的六祖慧能、慧山、丹霞；乳源云门山文偃祖师，以及抗日战争被日本间谍渡边四郎劫去的唐代高僧无际禅师等肉身不腐。
在现代又出现肉身不腐的高僧：第一位是慈航法师（曹洞宗第47代祖师），于1954年5月6日去世。遗嘱：遗体盘坐缸内，安放在后山，三年后开缸。五年之后才开，肉身完好，肤呈棕色，五官分明，两腿盘坐，只略显瘦削。更奇的是：生前剃的头发和胡须竟重新长出，眉毛比以前更浓，触其皮肤柔软。第二位是台北万寿山海藏寺清严法师，1970年去世，六年后弟子开缸，肉身如生前。第三位是台北安国寺瀛妙法师。1973年5月12日去世，扶坐而葬，10周年之际，法眷及弟子开墓拾骨，开墓时一阵檀香，肉身完好，肤呈琥珀色，神态宛如生前。第四位是安徽九华山双溪寺大兴法师。1985年农历2月21日去世，用花缸装葬，以百斤木炭和草纸封存入土。四年后启缸，檀香四溢，貌如生前，佛珠线断，珠落四周。然在侧用同样的方法安葬的一位比丘，却开启之后，只剩一堆遗骨。
《文摘周报》1998年8月24日，转载《金陵晚报》8月1日的一篇题为《谁解香河老妪尸体不腐之谜》？报导称：天津香河县有位平凡而念佛的老妪周凤臣，1992年11月24日逝世，到1998年8月遗体不腐。“银发柔顺光亮，黎黑的面部闪着光泽，神态安详，双手表面干燥、光滑，骨骼轮廓清晰可见。”其孙杨学强，现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科研处参谋，介绍说：“老人生前对自己身后事，预知在先，要求将遗体放回老家的原床上，不能动，并说：我的事大着呢，不但让香河县知道，还要让全中国知道，最后让全世界知道。”事果如其言，现已有许多国内国外的专家前来参观考察，也有不少新闻单位作报导。
例二，至于焚获舍利，更是佛门常事。比如《四川日报》1993年5月15日刊一则消息说，沈阳实胜寺大喇麻乌力克，蒙族人，79岁，于是年五月七日圆寂，火化后得红、绿、白、黑多色舍利数十枚。据专家称：“多年不遇，近年极少出现。”又如台湾国民党总政府资政，国防部长俞大维，与母同信观音和念佛。1992年归依，1993年逝世，火化后获舍利和舍利花数十枚。
为什么产生舍利呢？据研究：“此乃修行人的戒、定、慧力所成，非炼精气神所成。此殆心与道合，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烧之，其身肉骨发所变”。由是足见舍利是佛家独门财富。佛教的修持法，概括为“戒、定、慧”三无漏学，“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摄什么心呢？就是降伏贪、嗔、痴。首要的是贪欲（指名闻利养），淡然对待一切，做到外无染著，内心不动，就是定力，久而久之就能调动人体深层智慧。这个道理，道家、儒家和大学问家都明白。我们不妨举个简单例子，大家熟知孔明的一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宁静”的性质是定，定所显示的效力是慧，所以孔明六出祁山，康熙诛鳌拜前都先闭门钓鱼，巧思出对敌良方。只不过他们是世间定，未做到心与道合。
二是佛教可补科学之偏，是彻底的辩证法。国父孙中山曾言：“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最伟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中国科学大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入侵而才打开的。在中国科学一开始，就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科学的同时，也研究佛学，最为典型的是王小徐和他的门人当代著名佛学家周叔迦。
王小徐，字季同，苏州人，约生于清同治年间，一九四八年逝世。青年时，清朝日趋末落，内忧外患，一些开明之士积极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欲图自强。于是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王小徐即是派往英国留学生之一。他在英国攻读的是电机工程和数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在电机工程理论和制造业中很有成绩，是当时颇具著名的科学家。
王小徐起初也认为佛教是一种神秘宗教，是非科学的迷信。后来因工作的关系，接触了佛教而研究大乘经论。不学则已，一学他感到佛法的精深和圆融，深感佛教不是其他宗教和西洋哲学可比，也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王小徐因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而兼研佛学，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注意。他的佛学思想，主要在他的《佛法省要》、《佛学与科学的比较研究》、《佛学与科学》、《唯识研究序》等著作里体现。
王小徐的佛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他认为“佛教是彻底的辩证法”，这个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他为当代著名佛学家周叔迦著述《唯识研究》一书的序文里。他在序文中认为：“佛教的无分别智是彻底的辩证法”，他讲：“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不止是一个空名，我们可以依佛的方法，训练自己的心身，有一天功夫到家，那个无分别智就了于现前。”
而且他还认为这个辩证法远比西方哲学高明。他认为：佛教的“真如”，就是西方哲学家斯宾诺沙讲的“实体”、康德讲的“物如”（自在之物）、谢林讲的“绝对”、黑格尔讲的“理性”，这些名词无非是讲那个宇宙万有的本体，终极真实。然而“哲学家对于这个，不过是推测，佛教人见道位，却是亲证真如。所以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而精密过于西洋哲学好几倍”。
还有不少近代科学家也成为佛学大家。如北京邮电学院教授、自然科学家、电学专家黄念祖，在佛学上更是一位显密圆融的佛学家。生前曾任北京居士林林长，1992年往生，世寿80，遗体火化获五色舍利300余颗。他的著述有《大乘无量寿经解》、《净土资粮》、《谷响集》、《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心声录》，往生前还赶写了《无量寿经白话解》。
还有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美国《华语快报》说他是一位“信奉佛教的科学家”。美籍华裔科学家、实业家沈家祯博士，1952年定居美国之后，以从事航运致富，成为著名的旅美航业巨子，在纽约有“小船王”之誉。他和夫人居和如，同日同时梦到古佛示意，遂归依佛法，其主要思想集中表现在《佛学一瞥》一书里，在该书里，他以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佛教。他认为：现代科学对支持佛陀的发现有不少贡献，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出更多的深妙理论及精密器械，增加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领会佛经中的内容。“科学知识的辅助就像坐在一只汽船里驰往汪洋的彼岸，远比乘坐几千年前的帆船容易得多。”他在宣讲佛法时，常引用科学知识来帮助理解佛经的内容，例如用磁、声波、光谱图表，说明人类知识狭窄，证明人类现有所知只是宇宙中的有限部份，而佛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片面和虚妄，并通过佛陀的悟境明白了宇宙的完整和无限，从而透彻了悟宇宙人生的真实相。他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佛法与世法也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离开世间法而觅佛法，也不能离开社会而普渡众生”。
第五、从佛教的宏观与微观上看佛教的科学性。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对释迦牟尼佛惊叹，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用他的肉眼，在世界的宏观和微观上，达到惊人程度。他之所说，到两千年后科学发达的今天，才证实释迦牟尼佛之所说。比如，对于天体的认识，他用三千大千世界来说明宇宙之大，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与科学家发现相吻合。世界问题，《华严经》讲：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刹土；虚空无尽，世界无量，国土众生亦无量等语。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指三千个世界，而是集一千个世界为一小千世界，集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集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可见虚空（世界）之大，我们常指的世界是指一个地球，它只是太空中的一粒微尘。20世纪70年代前，科学家认识宇宙边缘只有100亿光年。而1972年发现距离地球160亿光年的类星体，那时人们又认为是宇宙的边缘。但是近年意大利和英国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一颗200亿光年的类星体，代号为PKS2000-3300，又引起科学家对宇宙范围的争论。
在微观世界上也是如此，就人体寄生虫而言，佛教所讲的与现代医学所证如出一辙。佛在《治禅病秘要经》和《正法念处经》讲：人体是个虫巢， 体内约有寄生虫80余种，与现今医学如出一辙。《修行道地经》讲到：胎成七日，初不增减，二七日如薄酪……六七日如息肉……九七日变成三泡，两肘，两颗，及项。十七日续生五泡，两手腕两足腕及头……
第六、从佛教适用性上，大利人生与社会，大利国家与世界和平。众所周知，对一门科学的检验，不是看他的自身说教，而是取决于对人类和社会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佛教的大利性，也就是适用性可简略介绍以下几点：
一是学佛可开发人的心智，使人聪明。因为佛学所涵盖的内容广泛，涉及了人类的各门科学知识；同时佛学的哲理性强，特别是佛教的缘起论，很启发人的心智，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周到、细微、超常；更且佛教修学的次第是“戒、定、慧”，最终目的是开发人的智慧。学佛既可使人获得世间的普慧，又可获得出世间的大慧。这里我们举两个实例，就可证明佛学开发心智的惊人效应。
例一、槃特念“扫帚”而证果。释迦牟尼佛常侍弟子中有位槃特，仅持一偈，辩才无尽，义持第一。此尊者，禀性愚钝，记忆特差。其兄周利，先出家为佛弟子，出家后，其兄令念四句偈：“守口摄意身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无益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世。” 因当时，出家弟子每天要摩头三次，提醒守戒。槃特虽得500罗汉帮助，念三个月都背不得，念前忘后，念后忘前，兄令其归家，槃特哭泣。佛知道，便随机设法，令念“扫帚”。三年把见思二惑的尘劳烦恼忘掉，证到不生不灭的寂灭涅槃，即罗汉果。原因是：世尊以宿命通观察，其前世是三藏法师，因吝法而得愚痴之果报。
例二、六祖慧能虽只字不识却可作偈讲经。六祖慧能年少不幸，其父早亡，以卖柴奉母。一日卖柴于市，闻人诵《金刚经》而言下有省，便到蕲州（今湖北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拜五祖弘忍为师。一日针对神秀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而作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一出，众皆惊异，后五祖知其见性，传将衣法传给了他。慧能得法后，因遭人妒忌，便潜回了韶州曹侯村。村里儒士刘志略之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执经问字于六祖。六祖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怪之曰：“字且不识，焉能知义。”六祖曰：“诸佛妙里，非关文字。”尼惊奇，告知里中有威望的人说：“此是有道之士，宜应供养。”于是魏武侯曹操之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率众建寺供养。又如法达禅师念《法华经》三千遍而未开语，以经请教慧能六祖，当念到〈方便品〉时，慧能便叫不读了，于是将经中的奥义大旨讲给了法达，法达听后，豁然开悟。
二是学佛可使人健康长寿。康宁长寿是人类共同期及的，也是医学家和宗教家致力研究和探索的，其秘因是什么呢？原因很多，各说不一，但“有德者寿”，“仁者寿”这句名言为大家所共认，说明有德之人可以高寿。从“德”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佛教：佛门有句常语叫“未成佛道，先成人道”。佛教有戒律若干条和繁芜的行仪，规定了人们怎样做才对，怎样做不对，以及行、住、坐、卧和待人与处事（包括对父母、师长、兄弟、姊妹、主人与仆从）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李世民讲“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将相所能为也”。戒律几百条，终身不犯，非丈夫不能为也。其实大家对“和尚”一词不甚了了。“和尚”按教义应释为轨范师或师父，无德无行焉称为师父。再说，成佛之道，没有别因，就是修福修慧，这里的福就是道德，福慧多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自然由凡转成圣人的佛了。还有许多长寿之法，只不过是末流，最根本的是修德和修慧。为此，举几个实例来证明有德者寿。
例一、学佛人比普通的人病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医院内三科主任陈俊元，1985年率5人工作组对上海玉佛寺、龙华寺和苏州寒山寺、灵岩寺的百名僧侣和这两地养老院百名普通人进行了血粘度的测试。结果表明：百名僧侣中无疾病者57人，而普通人者只18人；心血管患者僧侣中只18人，而普通人者67人。僧侣健康程度比普通人高。所以僧侣中高寿者很多。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很多记载。《宋高僧传》称僧慧昭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时，已290岁。他生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在百岁之时，“身体枯瘠而筋力不衰，日行百里”。后来遁去不知所终。唐朝滑州龙兴寺高僧普明，“生年或云三百岁”、“虽老不疲，行疾如风”。隋朝江都寺僧人法喜，据说活了三百岁，“年可四十许，岭南耆老咸言儿童时见识之，颜貌如今无异……亦自言：旧识庐山慧远法师，说晋宋朝事，历如信宿前耳”。唐朝邺都圆寂禅师（公元671—825）活155岁。公元750年印度莲花生应邀赴中国西藏弘法，当时已90岁，在藏54年，回印度后又活12年，算起来也活160岁。近代乐至报国寺离欲上人世寿105岁。从历代高僧传中分析，其中70岁最多，50岁左右很少，而其百岁者很多，如：唐无畏寿99岁，惠秀100，九华山金地藏99，礼崇寿97，神秀100，智藏95，怀海95，志鸿寿108。
例二、中国皇帝有200多个，平均寿命不到30岁，然清乾隆皇帝自诩为“古稀天子”，在位61年，还当了四年太上皇，寿高88岁，他之所以例外，就是因为虔心向佛。
再如老寿星吴云清，延安市政协委员，到1999年160岁。他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戊戌）腊月（即1838年），老家河南，自幼家贫，出家为僧，曾为兴化寺长老，“文革”被关牛棚，后隐居在河南的一个山村里。吴老的高寿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始于1996年3月，当时吴老的弟子向某报投寄了一篇稿件，文中写道：“吴老不仅在世，而且依然鹤发童颜，身心犹如童子。”同年10月12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全国20多个省的养生学者，齐集西安市213研究所，特请吴老作养生学术报告，其中讲了五要：第一、淡泊名利。同时咏了两首古道歌：“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善用三宝可长生”；“酒色财气四道墙，人人都在里面藏，有人能跳墙外去，不是神仙便寿长”。但吴老十分忌讳人们询问其生辰和年龄。1982年人口普查时，他就按40岁自报，并编了一首自嘲式的打油诗：“人口普查吴云清，40岁时出了名。当年曾是百岁人，如今越活越年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不言姓，道不言寿”；二是老人看破红尘，清心寡欲。尽管如此，但他的养生修道之事仍为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如《北京晚报》、浙江《文化娱乐》等报刊多次报道。
例三、廉洁人员的疾病比不廉洁者少得多。据《四川政协报》1998年6月16日载：日本一位医学心理专家，曾将50—60岁的483名指控有贪污受贿罪的官员与同龄阶段的483名廉洁官员进行对比研究。通过长达10年的追踪观察，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不廉洁官员，患心肌梗塞、高血压、脑溢血、过敏症、神经衰弱、精神性疾病的比例，高达60%，有的在观察期间就死亡。而廉洁官员的患病率只有16%。学者指出，不廉洁行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下降，脏器功能障碍，从而诱发以上疾病。心理压力主要来自：缺乏安全感、紧张恐惧、心理疲劳、孤独抑郁等。
我国古代有位贤人叫吴草庐，他这样说：“仁者寿，圣人之言也。余尝执此以观天下之人：凡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厚重者寿，言之简默者寿，盖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皆仁者之一端；其寿之长，决非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浅躁者之所能及也。”
三是学佛可使人富贵。对这个问题历来世家与佛家有不同的看法：世家讲，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这是为那些出身豪门而找的借口；还有一种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自有天定，无法更改，因而导致一些人的玩世不恭、纵情无度、涂炭生灵。但佛教不然，则认为“命虽有定数，不是常数”，主张命自我立，业自我造，报自我求。佛经讲：“一切福因，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佛家主张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创造幸福的命运，而不持机械论，宿命论。即是说人们念经、拜忏、礼佛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官位和金钱的，佛经不是点金术，若是那样同样落到宿命论和庸俗的迷信上。在此我们举三个例子可以说明：
例一、《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明朝吴江（属江苏）人，字坤仪，初号为学海，后改为了凡。因为先前他相信宿命论，后遇云谷禅师，受其指点，广作善事，积极改造了命运，他深谙作凡夫之道，故取名了凡。于是将其一生学佛、做善事、改造命运等四点写成书，作为家训，传给子孙，于是世称《了凡四训》，在信众中广为流传。该书述道，了凡幼年丧父，依母志弃学就医，在慈云寺遇着深谙邵康节黄极数的云南孔先生为之算命，说他有官运，县考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9名，俸禄91石，某年任宝坻知县，三年半辞归故里，53岁无子而终。先是不信，后每次考试，如其所言，便信：“升官发财，迟速有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数。从此心灰意冷，淡然无求。一次，到南京栖霞寺拜访云谷禅师，二人对座，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杂念。云谷奇怪，而问其故，了凡将孔算命之事讲了。禅师却不以为然，用佛教“一切福田，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以及“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的道理对袁了凡讲了，并告知以积福造命的功过格法，让了凡作善事，而且还传授了准提咒法。了凡发愿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结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灵了。隆庆四年考中了进士，放任宝坻知县，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鲜，随经略使宋应昌军往征倭寇，多所策划凯旋，因功升拾遗（谏官），并育一男，而且已进士及第。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安然无恙，写《了凡四训》时，已69岁，实际寿高74岁，官居五品。反观一生，他认识到《书经》里讲的“天难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说虽可信，但不是一成不变，积福可以造命。
例二、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他继承父亲田婴的爵位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轻财下士，养门客三千。曾一度为秦国宰相，归国后齐泯王又任为相，他坚持合纵。一次他叫一门客到封地去收租税，因农业歉收，门客就把契约烧了，一点租税没收到。孟尝君问这是为什么？门客回答说：“相爷富贵已极，什么都不缺，唯缺功德，这次我给你播种了”。后来田甲叛乱，孟尝君受排斥而卸职归国，受到佃户们的拥戴，好名声远播。田甲乱平，齐王闻听孟尝君之贤，又恢复了相位。于是孟尝君成了当时四君子之一。其他三君子即是：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
例三、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江苏无锡人，荣毅仁的父亲。他经营棉纱和面粉业，20世纪30年代成为巨富。当时上海青帮和特务勾结绑架他，勒索巨款。荣拒绝，遭严刑拷打，执拗不过，交出巨款才获释。荣遭此劫难，深感人生是苦，穷日子很苦，但发了财连性命不保更苦，几欲自尽。一位朋友用佛学开导他说：“财富名义上是属于你的，实际上是五家共有（即败家子、盗贼、贪官、水灾、火灾），财之所聚，即怨之所聚”。荣恍然大悟，从此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成立“百桥公司”，发愿无偿修一百座桥梁，其他善举也不胜枚举。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家财更加富裕，并被誉为大慈善家。而他的后代人才辈出，前几年荣氏家族回国观光，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留居国内的荣毅仁，仍是我国有数的富翁，曾任国家副主席。
由是足以证明佛教的富贵观的正确。《道德经》上也这样讲：“既以为人，已愈有；既已与人，已愈多”。圣人之言，不谋而合。
三是学佛可祥和社会，安定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佛教的宗旨就是世间利益至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来说明：
第一层，佛教的修持次第，是先修人道，再升华到佛道，故太虚大师讲：“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讲明了人道与佛道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在修持的方法上，要求修道者按三十七道品、六度、四摄、四无量心规范一切行为。比如处事讲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提倡布施第一，布施就是舍己利人。这种布施（舍）十分高尚，佛在《因缘护生经》中讲：“为护生命，宁舍钱财；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其利人精神何等高尚和伟大。试想：有了这种精神，何期人际关系不改善，社会不稳定，国家不安定呢？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都会在这种伟大的精神下，化为乌有。
第二层，真正的释子是既爱教又爱国。佛教讲出世而入世，佛子为了广度众生，先走出世之路，待自己先觉之后，再度众生，但若一旦世间众生有难，则会挺身而出，所以僧人又是十分爱国的。比如在抗日时期，佛教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又如清道光年间诗僧敬安，他出世而不忘入世。处在民族脆微、外族入侵之时，他关爱着国家安危与民间疾苦。他在两本诗集中有不少爱国诗句“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当敬安听到法军侵占台湾，清军败于基隆时，竟然病发，彻夜不寐，赋诗道：“谁谓孤云竟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平沉大地复何事，粉碎虚空无一言。唯有哀时心尚在，白头垂泪望中原。”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第三层，佛教的隆兴与盛世密切关联。这里举两个实例：实例一、佛教的兴盛带来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唐太宗非常信奉和扶持佛教，他派玄奘到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同时下令兴修庙宇，贞观之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全国寺庙达3716所，那时，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事和廉洁奉公；对民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缓和了国内外的各种民族矛盾，止息了战争。公元630年，全国死刑不过29人。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迎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实例二、“康乾盛世”也是佛教兴盛时期。清顺治舍身佛门，康熙奉佛，雍正对佛教更是通家，他主持编写了《御览语录》，传到乾隆更是集佛教之大成，编篡了《大藏经》，并把它译成满文，使《大藏经》有了藏、汉、满三种文字。故梅光羲在《无量寿经》序里讲：“前清盛世，万善殿常课此经。故宫廷整肃，政治清明，由彼时群知因果，故能上下相戒，朝野相安。咸同而后，此经辍诵，朝纲紊乱，国势随衰，虽不尽由于此，而此经关系重矣！”也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讲：“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子所期求之事，也正是国家和人民所期及之事。
综上所述，有力地说明佛教是科学性的，不是凭主观臆断，自我吹嘘，而是凭着佛教理论上之至极，道德上之至善，内容上之包罗万象，适用性上之知行合一，果德上之超生脱死，故所以尽管世人对佛教有误解而蒙上尘垢，都能在流布过程中不断被拂去，使它那灿烂光辉始终炳然历史。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佛教的科学性、实用性、真实性和超越性，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信，从而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现佛教“人间净土”做贡献。此种大利，何可而弃之！
